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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纷纷东来，开始进入日本，并以传教为名与日本地方领主勾结，危及中央政府。于是1633年日本德川幕府为维护自身的统治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出外航海，几百艘朱印船撤回本国，同时还严禁与天主教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通商。只允许新教国家荷兰和中国船商赴日贸易，但贸易限于长崎一港。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力范围扩展到被突然停止的日本朱印船活动的部分区域，但幕府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贸易活动并不自由放任，严格监视其与日本人的接触，而对中国人的贸易活动相应要宽得多，故其在长崎的贸易额远远超过荷兰。中国船商既然享受如此得天独厚的优惠条件，致使江浙及华南商船主不顾明廷的航日限制而冒险远航。日本锁国令发布后，赴日本长崎的华船急速增加。当时郑芝龙海商集团兴起，明天启七年（1627年）郑芝龙就抚于朝廷，进而扩大自己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中日海道，当时由福建赴日本的大船无一不属于郑芝龙集团。
1644年明朝灭亡，郑芝龙不久降清，其子郑成功继续率部入海抗清，与日本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郑成功的商船队常进出于长崎港，当时日本并不承认满族的清政府，而只承认当时退至南方的明宗室唐王朱聿键残部，后者于1645年闰6月于福州即帝位，建元窿武。当时日本人称赴日华船为唐船，以后一直沿用此名。与郑芝龙一样，郑氏家属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了掌握日中贸易的主宰。
1650-1661年，赴日唐船每年平均有51艘，大部分属郑氏。1661年郑成功占据台湾后，清廷在东南沿海执行迁界的严厉海禁，以达到孤立郑氏的目的，可是结果反使郑氏商船队远航日本暹罗（今泰国）、广东（今越南）等地得以采购未粮等战略物资，几乎完全控制了去日本的海上商路，促使台湾对外贸易达到空前的兴盛，直到郑氏最后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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